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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艺术市场春天还有多远
2016/5/18 8:36:00   已访问:0 次   返回

       欧洲艺术博览会近日公布2015年全球艺术市场报告,称2015年全球艺术市场的销售额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跌7%,中国艺术品市场大幅下跌,总销售减少23%,不到2011年巅峰时期成交额的一半,中国艺术市场总销售额去年创7年新低,由全球冠军宝座跌至第三位。

  3月26日,第四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落幕。主办方表示,本届展会共吸引逾7万访客入场,人数创下新高。

  爆棚人气能否置换成等量的成交额?能否刺激中国艺术市场的回温?换句话说,中国艺术市场能否借这种人气迎来春天。

  欲说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春天还有多远,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民国时代的收藏。

  战火中的民国,收藏风气盛行,造就了大批名声大噪的收藏家,他们收藏的逸闻趣事流传至今,他们因爱而藏,为藏而专,不仅保存下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源,还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在他们手中发扬光大。

  在这些收藏家中,既有专注于文史研究的专家,也有醉心于收藏的官员,还有金石书画闻名于世的艺术家。而庞元济、张伯驹、张大千、吴湖帆、张珩、王己千是其中的佼佼者,他们收藏富、品类精、影响大,被誉为“20世纪字画收藏六大家”。

  民国时期的收藏家,不仅收藏数量庞大,在遇到古代艺术精品时,更是不惜代价。收藏家张伯驹不惜重金,其藏品多是国宝级别,且是中国现存较为古老的绘画和书法。张伯驹从30岁涉入收藏界,出手就是顶尖级藏品。他曾以当时6000大洋购得北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、6000大洋购得杜牧《张好好诗》。张伯驹还因抵押家中房产,以7000大洋购得展子虔《游春图》一事,得别号“游春主人”。

  民国收藏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鉴藏知识,明艺理、通辨识,对中国艺术史了如指掌,具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审美趣味。在诸多民国收藏家中,很多都具有传统文人的素养,擅长填词、唱戏、书画,且对收藏的艺术品类颇有研究。他们不仅留下一个时代的收藏符号,更留下了高品位、高格调、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。

  与此相比,当今艺术品收藏市场似乎就只剩下这些让人们津津乐道:2011年,中国艺术品成交额跃居世界之冠;齐白石《松柏高立图》4.255亿元成交、黄庭坚《砥柱铭》4.368亿元成交等一个个天价案例;电视台“鉴宝”栏目火爆,炒作艺术品可以一夜暴富,由此引发“全民收藏”。

  当然,还有似乎在监管视野之外的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:诚信缺失,有操守和良知的艺术家无人问津,而花钱买有各类证书的“专家”却生意兴隆;有些企业拿着艺术品估值鉴定到银行抵押,骗取高额的贷款;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,缺乏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;在巨大利润驱使下,造假和仿冒早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;拍卖市场“假拍”和“拍假”、赝品等现象屡见不鲜……

 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靠一个展会的人气迎来中国艺术品市场春天的想法,在笔者看来未免天真。艺术品价格曾经火爆背后的买家不外乎以下几种:一是“雅贿”人群,二是土豪,三是投机客,四是真正藏家。前两者不论艺术品好坏,只看艺术家名头和艺术品是否价高。前两者可谓推高艺术品成交额的“功臣”。投机客则在那几年房市调控、股市低迷、投资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抱着一夜暴富心理,迷惑着加入了艺术品投资大军。此类人群虽据媒体估计以“千万计”,但对于中国艺术品成交额跃居全球之冠这个大局来说,多数只能算是群众基础。那些真正藏家则只能做点捡漏工作。

  随着不断爆出的“假鉴”黑幕,让投资客们看到了艺术品收藏的凶险,只得“身后有凶频缩手,眼前无路猛回头”。真正藏家则在大市不景气、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下,只能更加谨慎地捡漏。尽管有土豪这只“独翅”鼓弩为力,拍卖出了潘天寿《鹰石山花图》2.7945亿元、李可染《万山红遍》1.84亿元、李可染《井冈山》1.265亿元、齐白石《“叶隐闻声”花卉工笔草虫册》1.15亿元等多个高潮,过亿元成交的拍品数量也明显超过2014年,但2015年中国艺术品市场这只“巨鸟”却终于没能飞起来。

  “巨鸟”之所以飞不起来,归根结底在于文化情怀的缺失。笔者认为,当艺术家不再需要靠请老板“做局”而胜出时,画廊、博览会不再需要靠炒作、忽悠而行销时,艺术买家不再需要像某些土豪说的“只买贵的,贵的才真”而出手时,鉴定者不再给钱就“看真”时,造假者如“过街老鼠人人喊打”时,拍卖行不再“假拍”、“拍假”时,艺术评论家不再给钱就写、一写就捧时,人皆唾弃那些靠杂耍起家的江湖艺术家时……关键是,当“全民收藏”为了投资收益的同时更为了一份文化情怀时,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春天也就来了。